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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为什么是河北老大(北京人就是河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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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为什么是河北老大,北京人就是河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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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夹在河北里为什么北京经济发达河北还是贫民窟
  • 为什么河北离北京这么近
  • 黑社会内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 为什么南方人受不了北方澡堂大象公会
  • 一、北京夹在河北里为什么北京经济发达河北还是贫民窟

    因为北京的经济发达主要是依靠政策,并不是自己的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这和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不一样。


    所以北京的发达并不能带动周边发达,相反只会向周边吸血。


    支持一下感觉挺不错的

    二、为什么河北离北京这么近

    答:今天的话,北京这边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政治这些北边的北方地区这个这也是经济中心最说这里的很人口,而且嗯,河北地区呢,反而范围大,但是他经的期间的成绩,地铁也发达发了系统并不高,而且他们没有产生的那种集群效应,就是曲潇潇

    三、黑社会内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黑社会内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前几日,河北省廊坊市城南医院院长张毅以惨烈坠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留下的绝笔信里,他控诉了将他双腿打断的暴徒,以及插手医院正常业务、挪用资金的合伙人杨某。


    在廊坊官方的通报中,“迫于舆论压力”,指使暴徒行凶的赵某、以及合伙人杨某均已投案;官方并已启动对于警方是否有不作为、慢作为情况的调查。



    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微信号“张毅事件”称,收到当地杨税务北小营村村民的实名举报,举报信称,杨某及其同伙侵占集体资产;巧取豪夺,强迫村民流转土地,谋取私利;利用村街改造,谋取巨额利润;擅自变卖集体资产,从中谋利等四项违法违纪行为————张毅在绝笔信中赌咒“我在地狱等你”的杨某,此前曾担任过此村支书,名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则负责该村的拆迁项目,并且是廊坊安次区的人大代表。



    不仅如此,举报信称,杨某曾对村民说,“有不服的去哪里告就去告,你们没有那份能力,花个三五亿我顶得住,搞得定,不怕告,怕告就不这么干了”。



    也有媒体发现,早在2013年,就有网友在天涯上发帖,称在廊坊的工程项目中遭遇黑恶势力,其年逾六旬的父亲同样遭受了被打、威胁恐吓;而在该帖中,同样出现了目前投案的杨某的名字。



    目前,廊坊市公安局已对杨某刑事拘留,“涉嫌挪用资金罪”,同时杨某也被“暂时停止其执行安次区人大代表职务”。


    官方同时表示,如果杨某忠确实存在涉黑涉恶问题,将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死者已矣,查明悲剧背后的真实原因、将不法者绳之以法,是公正二字的题中之义。


    无论网上目前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假,如此前我们多次写过的那样,基层的黑恶势力,已经成为必须严厉打击、深挖的痼疾。


    周末两天,岛叔在家翻看了大量此类的调查论文,回头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好好聊聊。



    在翻看资料的过程中,岛叔发现了一篇有意思的论文。


    这篇题为《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的文章,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发表于《南风窗》2015年第2期。


    作者以体验调查的方式,深入中部某县公安局,在当地公安局领导和基层干警的支持下,研究了县域黑社会势力的一些特点,真实地描述出当地黑社会的生态。



    推荐给大家一读,相信会有启发。



    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



    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因为组织结构较为严密、犯罪手段带有暴力性、反侦察能力较强,使得其社会危害性也比较高。



    认定一个犯罪团伙具有黑社会性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即便某一犯罪团伙的社会危害性够得上“严重”,其组织特征也不一定符合黑社会性质。


    因此,公安机关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时候,显得非常困难。


    在警务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黑社会团伙是在其内部组织状况被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受打击的,公安机关恰恰是从普通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其侦察、打击,最后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加以清除。



    为什么这样说?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乃至犯罪团伙,要有效率,都会很自然地采用等级制、部门制等科层组织的管理手段。


    因此,一个“成功”的黑社会团伙必定是“企业化”运营的。



    但是,一旦黑社会团伙达到规范的企业化运营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摆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风险高的谋利手段。


    而一般的犯罪团伙最多只是松散的犯罪联合体,根本够不上“组织”要件,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组织。


    因此,公安机关真正能够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犯罪集团并不多。



    熟人社会网络



    要准确认识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种生态学的视角。



    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



    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


    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


    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我们在县城调研,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


    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找到对方。


    事实上,我们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


    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


    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


    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


    我们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


    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


    事情就复杂在这里。



    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


    也因此,这些老板交游甚广,他们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经营的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缘故,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


    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



    产业灰色地带



    黑社会生存的基础当然是暴力,但是,纯粹以暴力为生的黑社会,则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为,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益,而暴力获利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黑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赖于产业支撑;只不过,其产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由暴力威胁所维持的垄断市场。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



    黑社会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资本,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就注定了这些黑社会组织只能从事一些低端产业,比如经营宾馆、娱乐场所,从事建筑等行业。


    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会因此具有一定优势。


    比如,宾馆、娱乐场所往往是黄赌毒等黑色产业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愿意冒风险。


    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是,和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经营。



    再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进行,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


    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气的混混开的。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



    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个垄断产业或者是由于地域闭塞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产业单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


    总之,只要稍微耍点暴力威胁之类的手段,黑社会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这个产业。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存在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



    长途班线的营运需要交管所颁发客运许可,这就决定了每条线路可营运的客车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客运利润非常有保障。


    交通局当然只能把客运许可颁发给具有营运资格的客运公司,可绝大多数客运公司自己并不投资购买客车统一营运,而是让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加盟”,客运公司获取管理费,而客车老板则自负盈亏。


    有资金实力营运客车的老板不少,但能够有效管理线路的老板却不多。


    为了避免被滋扰,绝大多数老板都愿意和黑社会势力合股。


    他们之间分工明确,台面上的老板负责规范经营,黑社会势力维护垄断市场秩序。



    2010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十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


    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这几年,两个行业之间的冲突不断。



    我们调研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围堵县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客车乘务人员打了。


    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位“乘务人员”的行为是当地黑社会势力授意的。



    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


    不过,仔细分析却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管理”了。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喜欢吃米粉,尤其是早餐市场,米粉的销量极大。


    可以想见,米粉虽然不起眼,但利润却可观、有保障。


    然而,全县大部分米粉都来自于县城几个较为大型的批发店,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这几家店的米粉销售,全县米粉的垄断利润就容易获得。



    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几个混混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2毛钱,这2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


    2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却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


    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



    土石方工程的利润上升,则与近些年来县城房地产热有直接关系。


    县城房地产除了一两家外来大资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资本投资。


    而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地资本,其大多数下游产业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承担。



    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


    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


    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



    这一行的两条“底线”



    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三是来自产业经营的能力,如果经营不善,也可能导致黑社会团伙难以为继。



    一般而言,一个地方社会中,总会有几个相互竞争的团伙势力,他们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如果只有一个老大,则老大需要处理其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审慎处理代际交替危机。


    如有几个势力相当的老大,他们很可能划界而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产业由不同的人马控制。



    在我们调研期间,这个县的娱乐行业极为萧条,县城中心广场的几家娱乐场所都因生意不好而关门歇业。


    客观原因是,这两年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


    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



    一般情况下,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局长、政委)都必须是异地任职,这会对黑社会势力的生存网络造成冲击。


    如果新局长实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为,当地黑社会团伙要么屈就,稍微收敛一些;要么就想尽各种办法,尽量与其勾连上关系。



    在我们的调研中,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


    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


    这当然遭到严辞拒绝。


    除了公安干警无法被收买之外,这个团伙承诺一年缴纳的费用,还不如被抓一次罚的款多。



    在公安局内部人士看来,完全将黑社会根除困难重重,因为黑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网络很难拔出,要非常艰苦的努力和高超的博弈技巧。



    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


    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



    有经验的团伙成员都知道,供出其同伙很难减轻其刑罚,严守秘密却会得到“组织”的奖励:不仅其家人会受到团伙的优待,出来后本人也会受到重用。


    而老大们之所以不会供出其背后的保护伞,主要是基于维护团伙的生存网络考虑。


    老大们如果出来还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否则有谁还愿意提供保护?因此,江湖义气并不仅仅是黑社会意识形态,更是团伙生存的技术要求。



    前两年,该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剧变所致。


    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组织”意图。



    命案发生之时,刚好新市委书记到任,很快将此案件作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恶的运动。


    市局和县公安局联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将这个团伙所有犯过的案子整理出来,先以开设赌场的治安处罚为名将“老大”抓起来,然后放出风说这个老大因命案被抓起来了。


    被抓凶犯信以为真,终于招供了。


    至此,该黑社会团伙被连锅端,但却没有涉及一个政府公职人员。



    不过,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底线”: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将之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来处理;而只要没有命案,就很难有这个可能性。


    从技术角度上说,黑社会团伙如果不犯严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



    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


    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


    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


    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



    因此,老道的黑社会团伙,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采用非法手段。


    即便不得已采用暴力,也会有效规制暴力程度,尽量不发生刑事案件。


    他们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事情就会搞大,后果难以预测。



    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


    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到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


    比如,在“严打”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


    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提供给公安局合适的“战绩”。



    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就要考验老大的智商了。


    在我们调研期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下决心把该县的一个黑社会团伙打掉。


    因为他们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干预征地拆迁工作,一方面怂恿村民做钉子户,另一方面又和乡镇政府接触,要求承包园区土石方工程,试图“吃了政府吃村民”。



    这种染指重点工程,影响县里中心工作推进的做法,等于是在公然露头,挑衅政府权威。


    结果必然是引发公安机关集中兵力侦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加快打击的进程。

    四、为什么南方人受不了北方澡堂大象公会

    网络段子中在北方大学澡堂里瑟瑟发抖的南方人,似乎一生里从未踏入过公共浴室,更绝对没有见识过北方澡堂毫无遮挡、完全赤诚相见的阵仗。


    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文|蒲灵婕



    每年九月开学季,网络段子手都免不了开发同一个题材:「南方学生进北方大学澡堂被吓哭了」。



    



    



    这类段子有鲜明的地图炮色彩,若它出自北方人之手,多是嘲笑南方人「矫情」。


    若出自南方人之手,则多为讥讽北方人落后,不讲究,缺乏隐私观念。



    这种经典叙述里的南方学生,似乎一生中从未踏入过公共浴室,更绝对没有见识过北方澡堂毫无遮挡、完全赤诚相见的阵仗。



    但问题是,公共澡堂真的是北方的专利吗?



    中国哪里澡堂最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决定以「浴池」、「浴室」、「澡堂」为关键词,搜索所有在工商局注册过的,并且在营业的室内公共洗浴场所。



    为了避免十分高档的洗浴中心被计入统计,我只保留了注册资金在5万元以下的公共浴室,当然还排除了「汽车澡堂」、「宠物澡堂」等结果。


    根据统计的数据,得到了下面的中国公共浴室数量分布图:



    



    



    统计的结果出乎意料:全国澡堂数量最多的省份是辽宁、山东和安徽三省。


    除了东北地区的澡堂数量毫不令人意外,华北和长三角地区的澡堂数量也惊人的多。



    结果很明显:中国澡堂的分布并不能用传统南北分界来解释,网络段子中描写的南方人对北方澡堂的陌生,在澡堂分布上并不能成立。



    在秦岭-淮河线以南,江苏、浙江、安徽和河南南部都是澡堂密集地区,而北方的内蒙古、甘肃、宁夏和青海等面积辽阔的大省相比之下澡堂却少的可怜。



    南北方地区在澡堂数量上的差异虽不如想象的明显,但在澡堂的命名上依旧有着好玩的区别:



    



    



    北方省份公共浴室多起名为「浴池」,而南方多为「浴室」。


    无论南北,公共浴室的起名已经很少再用大家口头上偏好的「澡堂」。



    那么,为什么南方经济发达、素有中产自觉的长三角地区,也有这么多的公共澡堂呢?



    南方人也能去澡堂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长三角澡堂的繁盛并非现代现象。


    早在明清时期,南京、苏州等江南城市就有了发达的澡堂文化,苏州老城甚至有一条以低端公共浴池命名的「混堂巷」遗留至今。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其实也并不复杂,从世界范围来看,澡堂历来是城市化的产物,是大城市的标配。


    明清时的江南,正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从历史上说,中国的公共澡堂兴起于宋代,且迅速形成了可观的规模。



    北宋东京城内,商业浴堂遍布全城。


    有的街巷以经营浴室为特色,还出现了「浴堂巷」的地名。


    到了南宋,都城临安中更是有「三千浴所」,部分浴室经营规模甚至大到可供百余人同时洗澡。



    促成公共澡堂蓬勃发展的原因,正是两宋时期空前的城市化。



    根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先生的说法,中国11-13 世纪的人要比此前各个时代的人都更乐于迁徙

    ⋯⋯农村生活的艰难、城市小业主的数目之巨和名目繁多、城市的吸引力、财富和娱乐中心等 , 这一切都引发了流民和贫苦农民涌向大城镇的浪潮。



    先后作为都城的汴京(即东京,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都是当时世界级的超级大城市。


    聚集在这些城市里的人们,无论是四处奔波的旅客和商贾,还是密集居住的坊郭户,都需要公共澡堂来解决洗澡问题,这与其地理位置的南北并无关系。



    在一千年前的西方,同样的进程已经发生在罗马帝国。


    拜占庭灭亡后,西方公共浴室文化又被奥斯曼帝国继承,演变为今天依旧流行于中东和欧洲的土耳其浴。



    宋朝灭亡后,城市化带来的浴室却传承下去。


    到了明清时,人们上浴堂泡澡聊天不仅是享受,也成为了一种时尚。


    全国各地都有公共浴堂,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混堂」,意为进入澡堂的人鱼龙混杂、不分高低贵贱混在一起洗浴。



    而传统洗浴文化最为兴盛的城市,莫过于扬州。



    清乾隆时期,扬州因运河贸易的兴盛,进入极盛,经济富庶,百业兴旺,公共浴堂遍布全城。


    「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成为了扬州人推崇的生活方式,扬州修脚更从此扬名。



    



    



    ● 三义阁永宁泉,是扬州浴室老字号之一,建于咸丰六年(1856)。



    



    



    ● 「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生动描绘了老扬州人的传统生活:早晨进到面店或茶馆 ,品茶吃蒸饺、面条或包子,揭开新一天的帷幕;晚上进到澡堂,

    舒服地泡澡、搓背、修脚,清爽地结束一天



    城市的繁荣和人口涌入造成澡堂兴盛,同样可以解释,近现代以来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新兴城市为什么也有这么多的澡堂。



    1843年,开埠前上海县的人口约50万,到1949年,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型工商业城市。



    涌入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群都住在拥挤的弄堂,不可能在私人居所解决洗澡问题。


    因此,与人口增长相伴的,是上海公共澡堂的跃进。



    上海人将公共浴室称为「混堂」,将泡澡堂称为「孵混堂」。


    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浴室达到了行业发展的巅峰,大观园、逍遥池、浴德池等公共浴室盛极一时。



    



    



    ● 浴德池始建于1917年,到1948年时有6个等厅,243只座位,208个职工,成为沪上一流特等名店。


    1956年浴德池改为地方国营后,改变经营方向,面向大众,生意仍较萧条,特别在文革中,废止了高档服务,三楼改为低档旅馆,成了一家普通浴室。


    1980年代后,浴德池再次改建成一家高级浴室,当时擦背洗身的侍者会将客人全身污垢搓成一个小圆球当做纪念品让客人带走



    江南公共澡堂的最后一次繁荣,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劳动密集制造业的崛起,吸引了大量寻求机会的外来务工者,在他们聚居的地方,总有价格平价、方便快捷的公共浴室。



    在此同时,老式混堂却开始没落,现存的客人多是养成消费习惯的老人和居住在附近的打工者。


    对于偶尔想要泡澡放松的当地人,那些装修明亮,可以蒸桑拿,做水疗的浴池成为了更好的选择。



    



    



    



    ● 上海府谷街是条车都开不进的小路,上海最后一家「百年传统大池」的公共浴室——「丽水浴室」就开在这栋上世纪修建的三层楼房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丽水浴室一天最多接待过三四千浴客,而如今会到这里来洗澡的大多是老人和附近打工的工人们



    



    



    ● 人民浴室始建于1958年,是南京现存最老的浴室之一。


    浴室原是国营,2003年改制成民营。


    澡堂子洗一次澡每人收费15元,因为是「工薪价」,所以颇受欢迎



    要说南方无澡堂,这一定是错的。


    但若要问那种有扬州师傅搓个背扦个脚,朴实无华却别有感觉的澡堂子在南方还有多少,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



    北方人必须上澡堂



    然而,说南方也有澡堂,不少南方人也见识过公共澡堂,并不等于说,网络段子里流传的对澡堂态度的南北差异是错的。



    在一般认知中,现代中国洗浴文化的顶峰早已从扬州转移到东北,泡澡、搓澡等行为已然与金链子大哥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


    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北方人的确更要习惯公共浴室,而且辽宁也的确是中国澡堂最多的省份。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北方澡堂文化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恶劣自然环境下的逆袭。



    1949年以后,重工业发达的东北成为全中国国企最密集的地区。


    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57个位于东三省,它们几乎都按「企业办社会」的体制运作,一座城市往往就是一个大院,所有人口衣食住行都被集体安排。



    但集体包办的生活并没有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在个别地区甚至还恶化了。


    50年代初,长春市人均住房面积是5.22平方米,到了1984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有4.71平方米。


    除了供给制下级别很高的干部,普通职工根本没有自家洗澡的空间。



    



    



    ● 「筒子楼」正是七八十年代中国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制度紧张的产物。


    它面积极其狭小,每个单间大约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卫生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



    好在,集体并未在洗澡问题上吝啬,绝大多数单位都配置了自己的公共澡堂,尤其是那些生产中需要用到锅炉的单位,都为职工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洗浴时间。



    



    



    ● 1950年代,向苏联看齐的中国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口号,但国企大院还是普遍拥有让生产战线为职工生活服务的智慧



    到90年代末国企大院解体,大大小小的单位澡堂在东北城镇至少存在了40年,至少有两代人是在这样的公共澡堂中成长起来的。



    除固有习惯以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也让东北人割舍不下澡堂:冷。



    或许有人觉得,北方虽然冷,可是家中都有暖气。


    然而事实上,北方的集中供热史远远比不上集体澡堂的历史。



    截至1983年底,三北地区102个城市中仅有17个城市建立集中供热设施。


    到2012年,虽然供热面积增加了280倍,北方十四省(含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热化率仍只有41.90%,一半以上居民都做不到在温暖的家中洗澡。



    因此,东北人民如此离不开澡堂子,实在是合情合理。



    和东北地区一起划入「北方多澡堂」行列的,还有华北地区的山西、河北和京津两市。



    华北近代澡堂业要从1907年的秋季开始算起。


    当时一位叫穆紫光的回民从上海返回北京后,仿照上海浴室开了一家东升平浴堂,规模宏大,设备完备,是北京浴堂业中的翘楚。


    你没看错,老北京的公共浴室,是从今天恨不得从小泡浴缸的上海学来的。



    



    



    ● 「双兴堂」被称为北京最后一个老澡堂,已有百年历史。


    双兴堂至今仍保持着大池子、大床铺的格局,澡堂两侧是24个躺箱,中式天窗。


    这里是电影《澡堂》的拍摄地点,也是一群习惯了澡堂生活的北京老人们的精神家园



    



    



    ● 1999年的电影《洗澡》,以北京一个普通的老澡堂为背景,反映邻里百态,获得多项大奖。


    作为电影拍摄地点的双兴堂也红极一时



    北方人对于澡堂子的情有独钟,正像电影《洗澡》中老顾客所叹息的:「家里那热水器?一个人儿在那儿淋着,哪有跟这儿泡着舒坦哪!」



    但北方澡堂这么多,绝不可能是因为人们嫌弃家里的热水器,而是因为家里没有热水器。



    1979年,中国第一台燃气热水器才在南京市玉环热水器厂研制成功。


    最初的燃气热水器厂家如万家乐、神州等皆发源于南方,再加上热水器不同于电视、冰箱、洗衣机,买到家里还需专人上门安装,而销售渠道的拓展、安装队伍的组建是个渐进的过程。



    因此,燃气热水器市场的扩展是从南到北缓慢展开的,南方人民比北方人民更早也更普遍的用上热水器。



    



    



    ● 1999年的热水器普及率由南向北逐次递减, 明显地呈现「南高北低」的特点。


    广东、广西、重庆城镇保有量最高,吉林、黑龙江最低



    直到1988年,中国第一台真正可以洗澡的电热水器被研发出来,北方人民才加快了迈入「用热水器洗澡」时代的脚步,但到了10年之后,南方人家里的热水器还是比北方人多得多。



    



    



    ● 1998年的部分省份的热水器总保有量。


    当时61%可以用上热水器的城市人口中,恐怕还是南方人占大多数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版图上绝不止北方才有澡堂,甚至南方澡堂文化的历史传统还要比北方更悠久,但在当代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更需要澡堂、更习惯于澡堂也是事实。



    说到底,让南方学生观念进步、注重隐私的,只是更早在家用上了热水器。


    让北方学生豪爽大气、不拘小节的,只是尚不习惯、或较晚才用上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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